《家范》《訓儉示康》是北宋政治家司馬光的重要著述，集中體現其治家思想。司馬光的治家之道，以“禮”為綱，規范人倫秩序；以“德”為本，厚植傳承底蘊；以“儉”養廉，抵御物欲侵蝕；以“公”去偏，凝聚家族人心；以“教”傳家，涵養清正家風，體現了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齊家思想，具有豐富的教育智慧和文化價值。
以禮立規。司馬光將禮視為治家準則，主張通過禮來規范家庭成員的行為，構建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的倫理體系。他在《家范》中明示“夫治家莫如禮”，強調治家必須以禮為先。在司馬光看來，禮不僅是個人修養的基石、家庭和睦的紐帶，更是國家安定有序的保障。他在《資治通鑒》中對禮的作用進行了闡述，“禮之為物大矣！用之于身，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；用之于家，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；用之于鄉，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；用之于國，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；用之于天下，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”。司馬光不僅奉行以禮治家的理念，還以身作則恪守禮法。《宋史》中稱他“孝友忠信，恭儉正直，居處有法，動作有禮”。這種持身以正的風范，也使他獲得了世人的尊重和信賴。
以德貽世。司馬光提出遺德不遺財的治家理念，他在《家范》中強調“昔者圣人遺子孫以德以禮，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”。在他看來，比起多積錢財給子孫，傳承高尚品德與端正家風更為重要，通過培養子孫自立自強的品格，才能使家族長久興盛。當宋英宗將宋仁宗價值百余萬的遺物賞賜群臣時，司馬光率領同僚3次上書勸諫，最終“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，金以遣舅氏”，自己分文未取。他還以歷史為鏡，在《家范》中引用楊震“使后世稱為清白吏子孫，以此遺之，不亦厚乎”的訓言，彰顯德行傳承的厚重價值；同時詳述西漢大臣疏廣散金的典故，及其“賢而多財則損其志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”的深刻見解，闡明遺德遠比遺財更能護佑家族長久。
以儉抑奢。“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”是司馬光提出的治家警示，也是其以儉治家理念的凝練表達。司馬光提倡“儉”，絕非是對物資匱乏的妥協，而是基于對“儉”重要性認識的主動選擇，他認為“夫儉則寡欲，君子寡欲，則不役于物，可以直道而行”。司馬光深刻指出奢侈的危害：“侈則多欲。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，枉道速禍；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，敗家喪身；是以居官必賄，居鄉必盜。”司馬光還以“眾人皆以奢靡為榮，吾心獨以儉素為美”之語，表明自己對儉樸生活方式的堅定追求。他平生“衣取蔽寒，食取充腹”，好友范鎮探訪他時，只見其家中除了圖書別無他物，床上被褥破舊，于是特意贈其新被。司馬光臨終時，家貧如洗，只有枕間《役書》一卷。這種對節儉的言傳身教成效顯著，其子司馬康“為人廉潔，口不言財”，連皇帝賞賜都堅辭不受，被史家贊為“濟美象賢”。
以公克偏。在《家范》中，司馬光指出“夫怨之所生，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”，認為偏私是產生嫌隙怨憤、造成家族不睦的根源。為解決這一治家難題，司馬光翻閱史書，發現累世同居的大家族皆因公平而和睦。于是他提出了同居共財的家族模式，主張“善為家者，盡其所有而均之”，認為唯有平均分配財產，才能契合孔子所說的“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”，才能實現家族和睦共榮。司馬光在對待子女的教育問題上，主張男女一視同仁皆需受教。在《家范》中，他明確提出：“然則為人，皆不可以不學，豈男女之有異哉？是故女子在家，不可以不讀《孝經》《論語》及《詩》《禮》，略通大義。”并以古代賢女為例，強調女子知禮義、守禮法、有才學，同樣能名垂后世、被人稱頌。這種對女性教育的重視，體現了其超越時代的見識。
以教正愛。司馬光將教育視為維系家族延續的重要依托，強調對子女要愛而知教。在《家范》中，他明確提出“夫愛之，當教之使成人”，并深刻剖析溺愛不教的嚴重危害，“使淪于不肖，陷于大惡，入于刑辟，歸于亂亡”。在司馬光看來，對子女真正的愛不是無底線的縱容，而是通過教育立規矩、正方向，最終導向成人成才的正道。司馬光還提出及早教育的原則，針對某些父母認為等孩子長大后再教不遲的錯誤觀點，他以“少成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”的教育規律予以駁斥，并指出“是猶養惡木之萌芽，曰俟其合抱而伐之，其用力顧不多哉？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，解韁放馬而逐之，曷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也”，以生動的比喻闡明了及早教育的重要性。
作者：郭婷 中共曲阜市委黨校教務科副科長，講師
